溥仪妃子文绣的再婚生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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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房漏偏逢天连雨”，文绣身边惟一的亲人三妹文珊又病逝了，她更觉得形只影单，凄苦无比。虽然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“黑大姐”，可是，自入宫后便与这位姐姐断了来往。她只有重操童年旧业，二十多年前文绣曾为读书而拼命地挑花活儿，二十多年后文绣又为吃饭而拼命地挑花活儿了。

    马锡五先生这时也来看望过文绣，他述说看到的情景道:“她(指文绣)搬家了，住在一个小院内。她破落了，只住两间小屋，家具简陋；几年不见，她显得苍老了，身穿一件蓝布旧旗袍。她对我感慨地说:‘你看我还像个样子吗?落到这步田地，都是命……’我转达了全家对她的问候，并赠给她一个红纸包(钱)，她显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但还是收下了。临走时，她流着泪对我说:‘这里的保甲有时找我的麻烦，求七兄弟和他们说说，关照关照。’”

    由于这是马锡五先生最后一次见到文绣，所以能留有较深的印象，文绣已经成为极普通的劳动妇女，收入甚微，还不得不忍受地头蛇的欺侮。她重新学会了俭朴，把租用的两间北房又退掉一间，靠自己的双手挣饭吃，洗衣、做饭、买粮、买煤，一切家务活计全部都自己拿了起来。

    这时候有些好心人看文绣生活太苦，劝她再嫁。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，文绣也同意再嫁。鉴于宫妃生活的教训，文绣追求的是那种专一的爱情，她要找一个未婚男人或是死了妻子而又没有儿女的男人。她希望婚后能够获得丈夫真诚的爱，倘不能如愿以偿，宁可独身以终，死而不憾。

    抗战胜利那年文绣三十六岁，已是人到中年，毛遂自荐的，替人说亲的，还是络绎于途。但文绣不愿降格屈就，为了躲避纠缠，她又想搬到别处去住。可是，她能搬到哪儿去呢?

    文绣硬着头皮去找在北海公园当工人的黑大姐，倘能找个园艺工的差使，也肯做。作为看大门的女工，黑大姐只能另给文绣指一条路:让她找找娘家表哥刘山。

    刘山安家时全仗文绣之母蒋氏接济，后来当了瓦工，技术不错，人又憨厚耿直，眼下一家五口在北京西城石驸马大街后闸租住三间平房。这会儿听文绣述明来意，二话没说就找车帮文绣把家搬了过来。

    刘家的生活是很艰难的。所谓三间房，其实只是一明一暗两间，里间是个小套，另有一间厨房。晚上睡觉，刘山夫妇住在最里边的套间内，刘山的两个女儿和文绣住在外间，而刘山的儿子就临时在厨房用木板搭铺，早撤晚铺凑合着住。刘山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，家务之余糊包装用纸盒，挣几枚手工钱贴补家用。文绣来这以后不忍白吃白住，也和表嫂一起糊纸盒。

    糊纸盒毕竟收入甚微，文绣总想多帮刘家一点儿，就主动提出要出外找点儿活干，经刘山与包建筑盖房的瓦工头说好，让文绣当小工给瓦匠们挑灰递砖。天哪!一个曾为皇妃、动辄使奴唤婢的女人，一个过惯了贵妇生活、整天吟诗作画的女人，居然能干这个苦活儿?文绣有毅力，她挺着做，咬紧牙关做。有半个月吧，刘山看出她实在是支撑不住了，就替她辞了活儿，不让她再遭罪。文绣还想找点儿别的活干，又苦于没有门路，只好回家仍和表嫂一起糊纸盒。

    一个瓦工要养活六口大人，生活太难维持了，后来刘山又想出一个道道来。石驸马大街处于闹市区，街上有不少国民党的大机关，如北平党部、华北日报社等，上、下班来来往往的路人川流不息。一天，刘山对妻子和文绣说:“糊纸盒，时间不少搭却没有几文收账，日子还是紧巴巴的。不如在路口摆个纸烟摊，捎带卖点儿瓜果花生，准能多挣几个。”刘山打这个主意也是有点把握:他有个连襟是前门外果子市专门批发纸烟鲜果的商人，进货有保证。至于做买卖的本钱，刘山支支吾吾地不想说出，其实文绣哪里会不知道?这时文绣手边还有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，那就是因特别珍爱而一直舍不得出售换米的珠花头饰，这事刘山也知道，实逼无奈就想到拿它当生意本钱。

    文绣的心事可不在一件首饰上，那珠花确是她的爱物，而且是纪念性质的，然而为了生活，卖掉并不足惜。只是这上大街摆乱摊子，可真把文绣难坏了。想当初在四存中小学当教员，不是挺文雅么?却也招惹了那么多是非，如今又要到马路上出洋相，须知这种事形同皇妃展览哪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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